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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五力模型”

来源:化产业评论   作者:刘庆振   点击量:   更新时间:2018-04-07
    文化产业化之路与国家市场经济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一脉相承,即从单纯文化精神生产的事业单位沿着经营合理性的轨迹向企业状态过渡。文化产业化过程既是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也是资本力量与制度力量等多种力量博弈的过程。
 
一、成长动力
 
    在文化事业完全依赖财政拨款的时代,它本身并没有成长的动力和经营的压力,此时文化之车仍然只是个“手推车”,政府之手推一下,文化之车便会前行一点。因此,这时的文化并不存在产业化的需求,它“以忠实的依从关系换取了国家维护资源垄断的经营体制”。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化单位的经营收入逐渐超过了国家财政拨款,而这种利益的驱动也逐渐内化为文化之车的发动机,从而使之进化为“汽车”,这时的文化领域才发自内心的有了对于文化产业化的呼唤。这时的文化之车前轮已经驶入了市场的自由地,后轮却还停留在行政权力的保护区,这种“官商两面”“一体两面”的特性一方面使得文化单位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文化发展造成了深深的困扰。
 
     以广电行业为例,“困扰一方面表现在广电媒介在运行时行政与市场两手并用,应时转换的行事风格,将政治宣传、公益服务与市场利益多重目的混淆一体,甚至在市场利益目的之上附加政治宣传和公益服务的名目,以争取资源、支持,以及来制定行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而广电行业内部的竞争,也就难以成为一种纯粹的市场竞争,而是掺杂各种目的、两种手段的竞争。
 
    这种两面性从一个角度来看,似乎是让广电媒介左右逢源,获得很多便利与利益,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广电行业的发展瓶颈,也就是面目模糊、体质羸弱,使得经营=创新和机制创新不足,行进减缓、行业竞争力薄弱。”
 
    这样,文化之车在行政与市场、事业与产业相互交错的十字路口走走停停、进进退退。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对于自身这种官商双重身份的依恋,而这种依恋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单位甚至管理者的不自信,不敢或不愿面对产业化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就造成了文化之车本身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原已制定的文化政策的摩擦力。
 
二、技术推力
 
    科技与文化不断融合为文化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近几十年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技术革命与二百多年之前的工业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本质是建立在互联网逻辑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而信息态的虚拟价值恰恰是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工业革命试图将一切都变成死的机械,信息革命则试图将一切都变成活的文化。
 
    因此,可以说技术手段给人类的文化发展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使得文化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和繁荣成为可能,“文化产品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一次性的存在,而是可以批量生产和复制”,这就加速了文化的产业化的进程。
 
    技术还产生一种迫使人需求它的威力,它的每一次进步都使文化艺术向大众靠近了一步,比如当前的智能手机,就是大众文化消费与技术手段融合的典型案例。此外,科技发展将人类从劳动生产中进一步解放出来,人们可以工作较少的时间而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出。这样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物质需求的满足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从而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信息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求。
 
    可以说,科技手段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诸多方面都对文化产业化形成了直接刺激,增强了文化生产的能力,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和距离,使文化产品的市场突破单一市场的限制,获得更大的市场容量和市场范围,同时还挑逗起人们进行文化消费的欲望。
 
    本质上看,是互联网信息革命,而不是工业革命,推动着文化产业化的历史车轮滚滚前进。然而,即便是互联网信息思维想要接管一切,包括文化产业,技术仍然是中性的,它的推力并没有强大到使文化之车翻越制度壁垒的程度。
 
三、消费拉力
 
    文化消费社会渐渐成型为文化产业化提供了市场准备。产业规模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同样,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现代文化产业首先出现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与西方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崇尚消费的观念,无疑对西方文化产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消费社会的形成带动了文化消费向更通俗化、大众化方向发展。”
 
    可见,消费者对文化商品的强烈需求构成了文化产业化的需求面。大众文化以其快速化、商业化、盈利化、规模化的形式发展,已成为全球文化的一大景观。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居民的文化需求越来越超越了其他的物质需求,中国社会第一次如此重视自己的愉悦体验和精神享受,文化消费在中国也渐成规模,大众文化迫切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运作才能迎合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是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强有力的牵引力,正是它牵引着文化之车一步步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前行。
 
    然而,文化消费的充分市场化带来生产的充分市场化,消费者是否买单取决于消费者是否喜欢,生产者是否生产却不完全取决于消费者是否喜欢,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取决于管理者是否喜欢。这种生产和投资的非充分市场化状态导致了文化供给和文化需求之间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很难依靠文化之车自身来碾平,它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来自制度的障碍。
 
四、政策摩擦力
 
     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非管制化政策都是文化产业化的一个主要制度供给。制度壁垒就像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或者是曾经横亘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柏林墙”。当实行交通管制的时候,即便是技术推力、消费拉力和成长动力都在底层蠢蠢欲动的想要冲破界限,但是由于处在高层的“文化交警”出于对意识形态控制和行业既得利益的考虑,仍然希望“维持一个偏安局面,不要开放,保持垄断,经营者内心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呼声”。
 
 
 
这样,就人为的在资本与产业之间树立起了一道“制度的柏林墙”,由于政策风险的不确定性,资本对于文化的爱恋只能停留在“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的层面。市场需求和技术催化积聚了越来越强烈的过马路的动能或江水下泄的势能,给文化体制改革造成了迫在眉睫的巨大压力。
 
 
 
在国际上,为了树立和加强在电讯传播和文化领域上的国际领导地位,美国率先开始实施传媒行业解禁法案,将管制降低到最低限度,鼓励传媒业和相关领域的自由竞争。随后,欧洲各国也逐步放松了对传媒业的管制,消除盟国之间的产业壁垒。实行非管制化政策以来,资本迅速涌进文化领域,许多国家文化产业化的进程逐步加快,文化产业也得以广泛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迅速改变了文化与市场分离的状态,文化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文化市场初步形成,文化生产力逐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中解放出来。2002年11月十六大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这也恰恰正是为什么文化商品早已存在,而文化产业化却只是在近十年快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而实际上,直到2012年文化部才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红灯转绿、政策开闸使得资本冲破了东德与西德的柏林墙、民资和国资的所有制,为文化之车铲平了前行道路的坎坷。
 
 
 
 
五、资本助力
 
 
 
可以说,经过三十余年的博弈,文化产业化所需的动力、市场、技术等基础条件都已经成熟,此时,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成为推倒“制度的柏林墙”的最后一记重锤。全新的顶层设计打破了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政策壁垒,大资本的涌入将催熟文化产业化过程。
 
 
 
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是资本发展的必然逻辑,资本的文化形态是资本历史形态演进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形态,当代文化产业的繁荣背后闪现的是资本的魅影,文化产业的发展以资本为根本推动力。资本的理念就是将文化商品化、货币化,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是衡量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恰恰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必然以经济效益为最终指针,离开了这一点,文化的产业化就失去了必要性,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产业化。产业化的核心就是以资本的方式进行生产和消费。在资本助推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资本之于文化产业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资本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当文化之车驶入充分的市场领域之后,政策摩擦力急剧减小,这时的文化产业不但可以依赖自身曾经积累的资本快速发展,而且还可以利用产业外部资本为杠杆,撬动更多资源迅速跑马圈地。依靠资本的力量,产业发展就不是在蜗牛般的攀爬坎坷的陡坡,而是在一马平川的柏油路上加足马力快速行驶。资本的助力则会使产业之车如虎添翼,使“文化之车”起航成为“文化之舰”。这样,行政手段所产生的摩擦力就像空气一样,虽然存在而且有着它存在的巨大必要性,但是却几乎可以忽略它对产业发展的阻力了。
 
 
 
第二,资本壮大文化产业发展规模。“所谓产业化,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解决经营的规模化问题,解决经营空间和经营资源的问题,这也就成为媒介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推动力。”资本为文化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增强了它们实力,使他们能够通过兼并和收购等手段实现规模化经营。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到2014年文化传媒板块已发生300余起并购事件,累计资金近2000亿元。其中,大连万达并购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AMC影院公司,总交易金额高达26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在美国娱乐业中最大的一起并购案,这也使得大连万达集团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兼并和收购将成为我国文化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资本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转变就像手推车之于汽车,汽车之于战舰那样,虽然都是在发展,但是发展的模式却存在质的的区别,这种区别是自力更生与借力更生的区别,是没有工具与使用工具的区别,是生产经营模式与产融结合模式的区别,综观美国娱乐产业的发展进程,好莱坞的崛起历史处处闪烁着华尔街的身影。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以产业为基础,充分发挥金融业务对产业的资金融通、资源整合、价值增值等方面的支持作用,从而实现产业和金融之间相互融合”。
 
 
 
 
 
结语:掌握好资本工具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繁荣
 
 
 
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资本的增殖首先产生于文化生产领域,产生于对从事文化领域的人力资本的创造性使用。它千方百计地想要提升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因为生产效率越高就意味着资本越是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获得最大限度的文化剩余价值,这也恰恰是资本在文化产业领域运动的中心。当然,这种文化剩余必须是现实的财富,因此是资本把现有的文化生产力最大限度的转化成了现实的文化生产。
 
 
 
资本的增殖产生于文化生产领域但要在文化流通领域最终通过文化消费来实现。所以,资本在扩大文化再生产的同时,还在竭尽所能地开拓文化市场、促进文化消费。当很多传统行业、部门内部某种产品的供求关系失衡从而利润减少时,资本很快的投入到了文化产业,帮助开拓了文化市场,促进了文化消费。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造成了文化产业的扩张,也刺激了大众的文化购买力。同时,我们还看到资本对于文化消费的世界市场的青睐,比如好莱坞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中国文化呼吁走出去等,资本驱动着文化产业去扩展更大的空间。
 
 
 
资本追求的是一般财富,既不是物质产品,也不是文化产品,因此只要能服从于最大限度的增殖,资本就能够快速的催熟某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资本的生产开始从物质领域向非物质领域拓展和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化日益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文化活动都被纳入了资本生产的逻辑,资本的文化形态也日益建构和发展起来,这“极大地扩展了资本的生存空间,赋予了资本新的活力。精神生活资料的市场空间比物质生活资料的市场空间更具有弹性。这无疑更符合资本的本性需要。另一方面,文化产品的生产较少地依赖于自然物质资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对文化产品生产的限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当然更切合资本生产的无限发展的趋势。就此而言,资本的文化形态相对于资本的工业形态更具有活力和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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