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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

来源:搜狐   作者:章太炎   点击量:   更新时间:2018-12-22
    六百年前,宋朝有个文天祥说的:“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十七史”尚且无从说起,何况中国全部的学问,比“十七史”更广。但教育的事,和博览不同;更没有到讲学的地位,只是看人的浅深,见机说法,也就罢了。现在把中国开化的根苗,和近代学问发达的事迹,对几位朋友讲讲。就可以晓得施教的方法,也使那边父兄子弟,晓得受教的门径。
 
    中国第一个开化的人,不是五千年前的老伏羲么?第一个造文字的人,不是四千年前的老仓颉么?第一个宣布历史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么?第一个发明这里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老子么?伏羲的事,并不能实在明白;现存的只有八卦,也难得去理会他。其余三位,开了一个门法,倒使后来不能改变。并不是中国人顽固,其实也没有改变的法子。
 
    仓颉造字,当初只有“指事”、“象形”两条例。什么叫做指事?就像上下两个字,古篆只作丄丅,不过是指个方向。其余数目字,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也叫做指事,和号码也差不多。什么叫做象形?就像古篆日字,月字作,水字作,火字作,是像他的形势,所以叫做象形。
 
    当初仓颉造字的时候,只有这两种例,字都是独体的。仓颉以后,就渐渐把两个字和合起来,变了合体的字,所以又有“形声”、“会意”两件条例。什么叫做形声?一旁是字的形,一旁是字的声,所以叫做形声。譬如水有各项,不能统统都叫做水,自然别有一句话。要写这个字出来,若照着象形的例,还是这个水字,不能分别,所以在水旁又加一个声音去指定它。譬如江字水旁加个工,河字水旁加个可;水就是形,工和可就是声。什么叫做会意?把两个字和意合起来成一个意,这就叫做会意。譬如人旁加人言字,就是信字;见得不信就不算人的话,只是狗吠鸡鸣一样。止上加个戈字,就是武字。见得别人举动干戈,我能去止住他,就是武。这个“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件条例,造字的法子略备了。
 
    但是中国有一千六百万方里的地面(中国的本部,从黄帝到现在有四千年,没有什么大加减),同是一句话,各处的声气自然不能一样;所以后来又添出“转注”一件条例来。什么叫做转注?这一瓶水,展转注向那一瓶去,水是一样,瓶是两个。把这个意思来比喻,话是一样,声音是两种,所以叫做转注。譬如有个老字,换了一块地方,声音有点不同,又再造个考字。有了这一件条例,字就多了。但是人的思想,万变不穷,说话也万变不穷,却往往就这个意思移做别个意思。所以一个字往往包容得三四个意思,又添出“假借”一件条例来。譬如令字,本来是号令,后来发号令的人,也就叫做令,不必别造一个字。长字本来是长短的长,后来看成年的人,比小孩身体长些,也就叫做长,年纪老的也叫长,做了官,在百姓的上,也就叫做长。有了这一件条例,字就省造许多。这个“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条例,并起来叫做六书。
 
    二千九百年前,周公做周礼的时候,就有六书的名目。不过仓颉造字以后,谁人把独体的字,合做合体的字?这个却没有明据。仓颉造字叫做古文,后来合体的字也叫做古文。到二千七百年前,周朝有个史籀,又把古文整理一番,改了许多新形,叫做“籀文”,也叫“大篆”。到二千一百年前,秦朝有个李斯,又把大篆减省些,叫做“小篆”。那古文、大篆、小篆三项,虽有不同,只是略略改变。秦朝又把小篆减省,叫做“隶书”,现在通行的“楷书”,也还就是隶书。汉朝又把隶书减省,叫做“草书”,现在也是通行。当初用隶书、草书的人,不过为写字烦难,想个方便法门;不晓得通行以后,写字就快,识字就难了。识字为什么难呢?隶书形体方整,象形字都不象了。况且处处省笔,连这两个字就是那两个字合起来都看不出,一点一画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小孩子识字的时候,不得不用强记,所以识字就难。
 
    有说中国字何不改成拼音?我说这个是全不合情理的话。欧洲各国,本来地方不大,一国的说话,声气自然一样,所以可用拼音。那个印度就不然,地方和中国本部差不多大,说话分做七十余种,却还要用拼音字,这一处的话,写成了字,到那一处就不懂了。照这样看来,地方小的,可以用拼音,地方大的,断不能用拼音字。中国不用拼音字,所以北到辽东,南到广东,声气虽然各样,写一张字,就彼此都懂得。若换了拼音字,莫说辽东人不懂广东字,广东人不懂辽东字,出了一省,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岂不是令中国分为几十国么?况且古今声气,略有改变,声气换了,字不换,还可以懂得古人的文理;声气换了,连字也换,就不能懂得古人的文理。且看英国人读他本国三百年前的文章,就说是古文,难得了解;中国就不然,若看文章,八百年前宋朝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仍是和现在一样。懂得现在的文章,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若看白话,四百年前明朝人作的《水浒传》,现在也都懂得。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的《语录》,也没有什么难解。若用了拼音字,连《水浒传》也看不成,何况别的文章?所以为久远计,拼音字也是不可用的。
 
    有说拼音字写起来容易,合体字写起来难。这个也不然。中国的单音语,一字只有一音,就多也不过二三十笔;外国的复音语,几个音拼成一音,几个音连成一字,笔画也很不少。中国人若是兼学草书,写起来只有比拼音字快,没有慢的。有说拼音字容易识,合体字难识。这个也不然。拼音字只容易识它的音,并不容易识它的义;合体字是难识它音,却是看见鱼旁的字,不是鱼的名,就是鱼的事;看见鸟旁的字,不是鸟的名,就是鸟的事;识义倒反容易一点。两边的长短相校,也是一样。原来六书的条例,最是精密,断不是和埃及人只有几个象形字一样。若说小孩子识字烦难,也有一个方便法门,叫他易识。
 
    第一,要把《说文》五百四十个部首,使他识得,就晓得造字的例,不是随意凑成的,领会得一点,就不用专靠强记。
 
    第二,要懂得反切的道理。反切也是和拼音相近,但拼音只把这个音当这个字,反切却是把音注在字旁,叫他容易唤出音来,并不是就把这个音去代那个字,所以反切与拼音,用法不同。但前人做反切随便把字取来使用,那个能反切的字,尚且读不准音,何况所反切的字,怎么读得准音呢?现前只照三十六字母,改换三十六个笔画最少的字,又照广韵二百六韵,约做二十二韵,改换二十二个笔画最少的字,上字是纽(就是别国人唤做子音的),下字是韵(就是别国人唤做母音的),两字一拼,成了反切,注在本字旁边。大凡小孩子们认了五十八个字,就个个字都反切得出来了。但声音要照《广韵》读,果然不可用土音,也不可用北京音。土音果是各处不同,北京音也不算正音,都用不着。我以前曾将五十八个字写出,将来就可以用得哩!
 
    第三,要兼学草书,为临时快写的方便。但不可专用草书,不写正字,草书不过是辅助的东西罢了!
 
    至于当教习的朋友,总要备《段注说文》一部、《广韵》一部、《四声切韵表》一部、《书谱》一部,非但要临时查检,平日也要用心看看。最小的书,像《文字蒙求》(山东人王筠做的,只有薄薄一本)也好给学生讲讲,就晓得文字的好妙处了。以上是论教文字的法子。
 
    再说历史。为什么说孔子宣布历史呢?以前中国的历史,只有《尚书》,叙事不大周详,年代也不明白。又还只是贵族政体的时代,民间只识得字,通得文理,并没有历史读,历史只是给贵族读的。孔子以前三百年的时候,才得有《春秋》出来。用编年的体例,叙事都也周详,却还只许贵族读的。孔子以前一百多年,山东有一个齐国,宰相叫做管仲,颇要民间看看历史,也只为替他政府办事,没有别的好心肠。但那个时候,民间看见《春秋》的是少得很。管仲想个法子,凡有读得《春秋》的,给他值二十两黄金的衣服,五方里的田,看他的赏这样重,就晓得读《春秋》的少了。孔子也是由百姓起家,很不愿意贵族政体,所以去寻着一个史官,叫作老子,拜了他做先生。老子就把史书都给他看。又去寻着一个史官,叫作左丘明。两个人把《春秋》修改完全,宣布出来,传给弟子,从此民间就晓得历史了。从前民间没有历史,历史都藏在政府所管的图书馆。政府倒了,历史也就失去。自从孔子宣布到民间来,政府虽倒,历史却不会亡失;所以今日还晓得二三千年以前的事。这都是孔子的赐了。
 
    孔子以后三百多年,汉朝有一个史官,叫作司马迁,又作成一部《史记》。又过了一百多年,又有一个史官,叫作班固,又作成一部《汉书》。那个体裁是纪传体,虽和《春秋》不同,但总是看个榜样,摹拟几分,所以《史记》《汉书》的事,仍复可以编排年月。后来人又照着《史记》《汉书》的体做去,一代有一代的史,到如今有“二十四史”。假如没有孔子,看来就有司马迁、班固,也不能作史。没有司马迁、班固的史,也就没有后来二十二部史,那么中国真是昏天黑地了!“二十四史”,现在称为正史。此外编年的史,一千六百年前,汉朝有一个荀悦,做一部《汉纪》。一千四百年前,晋朝有一个袁宏,做一部《后汉纪》。九百年前,宋朝有一个司马光,做一部《资治通鉴》,就是从春秋以后到宋朝以前为止,历代的事都有了。一百年前,有一具邵晋涵,替毕沅做一部《宋元通鉴》。这种都是编年的书,比看正史略为简便。但是典章文物,不如正史详明。此外还有纪事本末体,是七百年前宋朝袁枢开头,摹仿《尚书》。近来有七种纪事本末,比看编年体更简便。只是要紧的事,并不在事体大小。纪事本末,只有大事,没有小事,就差了。至于典章制度的书,是仿《周礼》《仪礼》《礼记》做的。一千一百年前,唐朝有个杜佑,做了一部《通典》,算第一美备。后来还有《通志》《通考》,比《通典》万万不如,合起来叫做“三通”。还有“续三通”,到清朝的“三通”,合起来做“九通”。这四种书都是最大的历史。
 
    论开头的,只是孔子一人,所以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中国人留心历史的多,后来却落个守旧的名目。不晓得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至于办事,原是看形势变迁,想个补救的法子,历史不过做个参考,原不是照着它做。却是中国历史上的美事,现在人都不经意,不过看了些奇功伟业,以为办事可以顷刻而成,这真是颠倒的见了。
 
    还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只是家谱一样,没有精采。又说,只载了许多战争的事,道理很不够。这种话真是可笑极了。中国并没有鬼话的宗教,历史自然依帝王朝代排次,不用教主生年排次,就是看成了家谱,总要胜那个鬼谱。以前最好的历史,像《春秋》《史记》《汉书》,学术、文章、风俗、政治,都可参见,又岂是家谱呢?后来历史虽是渐渐差了,但所载总不止战争一项,毕竟说政治的得失,论人物的高下,占了大半。讲战争的能有多少呢?可笑那班无识的人,引了一个英国斯宾塞的乱话,说历史载的,都是已过的事,譬如邻家生了一只小猫,问他做什么?不晓自己本国的历史,就是自己家里,并不是邻家,邻家就是外国,外国史也略要看看,何况本国史呢!过去的事,看来像没有什么关痛痒,但是现在的情形,都是从过去慢慢变来。凡事看了现在的果,必定要求过去的因,怎么可以置之不论呢!至于别国人讲的社会学,虽则也见几分因果,只是他这个理,总合不上中国的事,又岂可任他瞒过么?
 
    又有人说中国的历史不合科学,这种话更是好笑。也不晓得他们所说的科学,是怎么样?若是开卷说几句“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就叫做科学,那种油腔滑调,仿佛是填册一样,又谁人不会说呢!历史本来是繁杂的,不容易整理,况且体裁又多,自然难得分析。别国的历史,只有纪事本末一体;中国却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章制度四大体,此外小小的体,更有无数。科条本来就繁复,所以难得清理。但是一千二百年前,唐朝刘知几做的《史通》科判各史,极其精密,断非那几句油腔滑调去填的可比。要问谁算科学?谁不算科学呢?至于学堂教科所用,只要简约,但不能说教科适宜的,就是科学,这个也容易了解。若说合科学的历史,只在简约,那么合了科学,倒不得不“削趾适履”,却不如不合科学的好。
 
    试看别国没有编年的史,能够把希腊以来一年一年的事,排比得清楚么?没有纪传的史,能够把不关政治的人,详载在史中么?至于别国的哲学史,就像中国学案一样;别国的文学史,就像中国文士传一样;那又别是一种,不能说有了这种书,正史上就可不载。这样看来,中国历史的发达,原是世界第一,岂是他国所能及的。但是一千年的正史,却有过于繁碎的病,所以人说看《宋史》《元史》不如看《宋元通鉴》,也有一理。
 
    现在为教育起见,原是要编一种简约的书。这个本来不是历史,只是历史教科书。所以说教育的事,不能比讲学的事;教科的书,不能比著作的书。历史教科书,果然没有好的,初学的也将就可用。凡是当教习的朋友,总要自己的知识,十倍于教科书,才可以补书上的不及。大概《通鉴辑览》必是看过,最吃紧的是《四史》,必是要看,此外《日知录》也是有用。有这种知识,就可以讲历史。将来的结果,到学生能看这几部书,就很好了。以上是论教历史的法子。
 
    至于哲理,那就深了一层,但书没有历史的繁,这倒是简易一点。中国头一个发明哲理的,算是老子。老子的学问,《汉书•艺文志》说道出于史官。原来老子在周朝,本是做征藏史,所以人事变迁,看的分明。老子这一派,叫做道家。三千五百年前,商朝的伊尹;二千九百年前,周朝的太公;二千五百年前,周朝的管仲;本来都是道家。伊尹、太公的书,现在没了。管仲还有部《管子》留到如今,但管仲兼杂阴阳一派,有许多鬼话。老子出来,就大翻了,并不相信天帝鬼神和占验的话。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学说,所以不相信鬼,只不敢打扫干净。老子就打扫干净。老子以后,有二百年,庄子出来,就越发俊逸不群了。以前论理论事,都不大质验,老子是史官出身,所以专讲质验。以前看古来的帝王,都是圣人,老子看得穿他有私心。以前看万物都有个统系,老子看得万物没有统系。及到庄子《齐物论》出来,真是件件看成平等,照这个法子做去,就世界万物各得自在,不晓怎么昏愚的道士,反用老子做把柄,老子的书现在也不能附会上去。
 
    还有人说老子好讲权术,也是错了。以前伊尹、太公、管仲,都有权术。老子看破他们的权术,所以把那些用权术的道理,一概揭穿,使后人不受他的欺罔。老子明明说的:“正言若反”,后来人却不懂老子用意。若人人都解得老子的意,又把现在的人情参看参看,凭你盖世的英雄,都不能牢笼得人,惟有平凡人倒可以成就一点事业,这就是世界公理大明的时候了。
 
    解《老子》的,第一是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说得最好。后来还算王弼。河上公的注,原是假托;傅奕的注,更不必说。老子传到孔子,称为儒家,大意也差不多。不过拘守绳墨,眼孔比老子要小得多。孔子以后一百多年有孟子,孟子以后五六十年有荀子,孟子放任一点儿,学问上却少经验。荀子比孟子严整得多,学问上又多经验,说话又多条理。荀子的见解,和庄子纯然相反,但是《正名》《解蔽》两篇,是荀子学问最深的所在。后来人也都不解老子不看重豪杰,只要“以正治国”。正是什么?就是法律。这一点,荀子却相近些。后来变出一种法家,像韩非子,本来是荀子的门徒,又是深于老子的,可惜一味严厉,所以《史记》上说:“老子深远”,见得韩非也不及了。
 
    儒家从孔子以后,又流出一派名家,有个公孙龙,原是孔子的弟子,就是名家的开宗。此外墨子称为墨家,在孔子后几十年,意思全与儒家反对。《经上》《经下》两篇,也是名家的学说。名家就是现在的论理学家。不过墨子、荀子讲得最好,公孙龙就有几分诡辩。墨子的书,除去《经上》《经下》,其余所说,兼爱的道理,也是不错。只是尊天敬鬼,走入宗教一路,就不足论了。还有农家主张并耕,也是从老子来的。小说家主张不斗,和道家、儒家、墨家,都有关系。这七家都是有理的。居间调和的就是杂家。此外就有纵横家,专是外交的口辩;阴阳家,就是鬼话连天;文章都好,哲理是一点不相干的。这十家古来通称九流。大概没有老子,书不能传民间,民间没有书,怎么得成九流?所以开创学术,又是老子的首功。
 
    九流行了不过二百年,就被秦始皇把他的书烧了。到了汉朝,九流都没有人,儒家只会讲几句腐话,道家只会讲几句不管事的话,农家只会讲几句垦田的话,小说家只会讲几句传闻的话,名家、法家、墨家,都绝了。杂家虽永远不坏,却没有别人的说话可以采取;倒是阴阳家最盛行,所以汉朝四百年,凡事都带一点儿宗教的意味。到三国以后,渐渐复原,当时佛法也进中国来。佛法原是讲哲理的,本来不崇拜鬼神,不是宗教,但是天宫地狱的话,带些杂质在里面,也是印度原有这些话,所以佛法也不把它打破,若在中国,就不说了。所以深解佛学的人。只是求它的哲理,不讲什么天宫地狱。论到哲理,自然高出老庄。却是治世的方法,倒要老庄补它的空儿。
 
    后来到宋朝时候,湖南出了一个人叫做周茂叔,名是周敦颐,要想把佛学、儒学调和。有一个鹤林寺的和尚,叫做寿涯,对他说“你只要改头换面!”周茂叔果然照他的话做去,可惜还参些道士的话。传到弟子河南程明道,名是程灏,他兄弟程伊川,名是程颐,就把道士话打扫干净了,开了一种理学的宗派。里面也取佛法,外面却攻佛法。那时候陕西还有个张横渠,名是张载,说话几分和二程不同,带几分墨子兼爱的意思。程伊川的学派,传到几代以后,福建有个朱晦庵,名是朱熹。周、程、张、朱几个人,后来将他住址出名,唤做濂、洛、关、闽。朱晦庵同时,还有个江西陆子静,名是陆九渊,和晦庵不对。陆子静只是粗豪,也取几分佛法。到明朝有个浙江王阳明,名是王守仁,传陆子静的派。世人都把程、朱、陆、王当做反对的话。其实陆、王,反对朱晦庵,也反对程伊川,到底不能反对程明道。陆、王比伊川、晦庵虽是各有所长,若比明道,还是远远比不上。要把理学去比佛学,哲理是远不如,却是治世胜些。若比九流,哲理也不能比得老、庄,论理学也不能比得墨子、荀子,只没有墨子许多尊天敬鬼的话,至于治世,就不能并论了。
 
    大概中国几家讲哲理的,意见虽各有不同,总是和宗教相远。就有几家近宗教的,后来也必定把宗教话打洗净了。总不出老子画定的圈子。这个原是要使民智,不是要使民愚,但最要紧的是名家。没有名家,一切哲理都难得发挥尽致。现在和子弟讲,原不能说到深处,只是大概说说。
 
    几位当教习的朋友,要先把《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淮南子•要略》《史记· 老庄申韩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近思录》《明儒学案》,讲一段目录提要的话与学生,再就本书略讲些。没有本书,《东塾读书记》也可以取材。这件事本是专门的学问,不能够人人领会,不过学案要明白得一点。以上是教哲理的法子。
 
    这三件事,我本来也有些著作,将来或者送给几位朋友看看,不过今日讲的白话教育,还说不到这步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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